马克·汉森：《媒介理论》（2006）

摘要：媒介（media）在现象性（phenomenology）和物质性（materiality）之间建立起一种理论摇摆，并有望取代西方思想中“经验-超验”（empirical-transcendental）的划分。媒介既提供了思想的基础设施，又保持了思想的经验性（不作为超验条件）。这构成了复杂的阐释学基础，阐释学又不得不阐释媒介的基础设施条件。从麦克卢汉（McLuhan）到基特勒（Kittler），从勒儒瓦-高汉（Leroi-Gourhan）到斯蒂格勒（Stiegler），这些批评家的著作都在建构媒介理论。我们赋予“外生系统”（epiphylogenesis，人类进化的外部化）具体形式。具身的媒介一开始就不是人工制品（artifacts），而是参与了人类的“技术起源”（technogenesis）。据此，我们最终将媒介视为一种生命环境的概念。（库布里克《2001太空漫游》剧照）

媒介理论

Media Theory

马克·汉森（Mark B. N. Hansen，杜克大学艺术、艺术史与视觉研究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Hansen, Mark B. N. (2006). Media Theor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3 (2-3): 297-306. 有删节

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1999）的开篇说道：“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境遇。”基特勒的这本书把“媒介”（media）理论历史化了，很重要，也很有影响力。在补充福柯的历史先验概念时，基特勒特别探究了媒介的物质性（materiality）。他激化了福柯作品的“前阐释学”或“反阐释学”维度，这对当代媒介理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简而言之，基特勒的批评立场在两种类型的媒介方法之间建立起一种基本的划分。一种探索媒介的经验层面，包括新媒介；另一种挖掘媒介的技术逻辑。至少对基特勒而言，这些逻辑只是偶然而临时地与人类感知的比率同步。这种划分的结果是媒介的物质性和现象性之间不可避免的摇摆，而这种摇摆本身就是某种（可以说是有争议的）信息理论同化的遗产。虽然不一定预示着不相容的僵局，因此媒介学者必须选择是突出调节经验的基础设施（媒介的物质性）还是突出由此实现的经验。

我在此认为，这种摇摆包括媒介对文化理论家提出的、最基本的理论挑战。在某种意义上，它似乎发展了我们媒介时代的文学（和哲学）解构（deconstruction），就像保罗·德曼（Paul de Man）或德里达（Derrida）的列举修辞（enumeration）和隐喻修辞（metaphorization）之间的摇摆，等等。

这种摇摆似乎约束了阐释学实践，但也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框架。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摇摆可以被理解为经验的一种全新超验条件，尽管由于它锚定在具体的、物质性技术中，似乎会扰乱超验与和经验之间的传统划分。我在这里提出，它类似于福柯的历史先验，也类似于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超验经验主义（transcendental empiricism）——像这些一样，它提供了真实经验的条件，但没有超出经验的范畴。老实讲，它根本就不是超验的。

我想说的是，当代媒介占据了这两种“历史-理论共鸣”（historical-theoretical resonances）之间的空间，这样一来，它对思想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是解构主义或新超验主义思想所没有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媒介理论使我们有机会在我们的思想中向前迈进，明确地取代（至少在某种意义上）经验主义-超验主义的鸿沟，技术（technics）思想也不例外。

换个或许更有争议的说法。媒介理论包括了技术对思想的污染。它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扭转技术长期以来的从属地位。海德格尔的格言“技术的本质不是技术”就表达过这一点。

再次重申，媒介改变了我们的境遇，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基特勒的意图完全不同。通过为思想提供经验技术基础，通过为思想的可能性指定某种技术物质性，媒介仍然是产生思想经验的一个不可或缺方面。

这种对媒介的根本“不可还原性”（irreducibility）的揭示强调了理论立场的不足。在此，为了审视媒介在现象性和物质性之间的摇摆，我将努力处理媒介的理论和历史层面，尽管它们最终不可分割。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之前为当代理论概述的特殊机会源于今天特定的媒介状态，它也标志着技术和思想的“原始”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出现在“历史”之前。也就是说，出于这个原因，媒介必须由历史来表达，由技术的历史和思想的历史来表达。

中介

Mediation

为了审视当代媒介理论中的这种物质性和现象性之间的摇摆，我们要回到基特勒媒介史的一个重要来源，即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形式主义媒介概念。在《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1964）中，麦克卢汉定义了媒介（medium）和信息（message），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把信息定义为媒介本身。他的意思是要实现从信息内容到技术形式的概念性转变，使内容成为技术形式。在一系列具体的分析中，从口头表达、书面写作到电灯、汽车，麦克卢汉实际上展示了可能是最激进的、最反阐释学的阐释学能力。

事实上，从口头表达一直到计算机的简洁辩证法划定了一种近乎黑格尔式的、理解媒体的方法，一种名副其实的阐释学，其首要原则存在于从信息到媒介、从信息内容到技术形式的持续转变中。尽管麦克卢汉的中介概念很抽象，但他的思想由对信息意义和技术表达（信息和媒介）的深刻而连续的洞察力所驱动，这对我们在今天理解媒介具有重大意义。人们甚至可以说，他简洁的辩证法有点太简洁了，从信息到媒介的转变从未完全发生过，甚至它根本不是一种转变，而更像是阐释学分析范围的扩展，包括了对信息的“物质-技术”支持。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卢汉的媒体阐释学与基特勒的信息理论大相径庭。

MoMA（2015）

媒介

Medium

然而，麦克卢汉理论的另一个维度强调了深刻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是媒介史的、也许过于分化的辩证法的基础。通过将媒介（以及中介的运作本身）与人类经验的（感官和知觉）“比率”联系起来，麦克卢汉强调了人类和技术的“本质”关联性。

尽管对他来说，这种关联从来都不是一个明确的主题，但这种关联在他关于“媒介是人类经验的义肢”的概念中一直存在。凭借这种人类和技术的关联性，麦克卢汉让人类的具身关（embodiment）系卷入了媒介的历史，这种方式和当代其他重要的媒介理论家和哲学技术家是相通的。

因此，在与南希·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对具身关系的深刻共鸣中，麦克卢汉对媒介作为义肢的概念必然将其置于与人体的转换关系中。然而，与海尔斯不同，麦克卢汉没有充分区分信息在人类和非人类媒介中的具身方式，麦克卢汉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具身关系视为彼此的必要关联。

虽然麦克卢汉认为，人体不能被理解为第一或主要媒介，就像（至少）一些“后人文主义”的支持者所主张的那样，麦克卢汉的概念严格反对技术主义者的伎俩（像基特勒等“媒介科学家”的伎俩），这些伎俩将赋予技术以自主权，而不是人类及其“感官—知觉”的比率。

在这方面，麦克卢汉的研究与另一位重要的当代批评家、哲学家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立场相一致，他将现象学和解构主义扩展到了技术领域，其根源在于，他严格拒绝将技术从属于思维（哲学）。

继古生物学家勒儒瓦-高汉之后，斯蒂格勒论证了技术和人类的共同起源性，在这个意义上，导致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只能是技术的发明。

最早的类人猿化石遗迹与最早的燧石工具遗迹是同时出现。根据斯蒂格勒的观点，人类从一开始就是义肢。他认为，人类通过文化传递他们的知识而进化，这意味着人类“本质上”是技术性的，从人类“一开始”开始就是如此。为了区别于严格意义上的动物学进化，斯蒂格勒将人类的进化定义为不可复制的生物和文化，它是一个过程，斯蒂格勒称之为“外生系统”（epiphylogenesis），即通过生命以外的手段进行进化。

在目前的背景下，斯蒂格勒的研究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我们对媒介概念的理解。更确切地说，他关于人类和技术的主张将媒介概念化为一种生命环境。这样一种概念化明确地借鉴了生物自生系统论（autopoiesis）的观点——具身的生命必然涉及有机体和环境的“结构耦合”，但重要的是，它打开了技术的大门。

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生命、与人类的“外生系统”以及与它所产生的具体效果的历史有着必然牵连的概念。因此，早在英语中出现“媒介”一词之前，也早在它的词根——拉丁语“媒介”（medium，意为中间、中心、中段、中间路线，因此意味着调解或中介）出现之前，这个词就意味着一种运作（operation），从根本上与生活联系在一起，但也与技术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说，媒介在本质上与技术性的生命有关。它是生命体和环境之间的中介运作。在这个意义上，媒介也许定义了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转换，构成了本质上是技术性的生命。因此，媒介被用于生命的外在化。

把媒介定义为生命环境（或更确切地说，生命和环境转换的支柱），不同于将媒介作为一个具体而狭隘的技术实体。在它可以用来指涉任何特定的、技术上的转换或中介形式之前，媒介是“人化”的本体论条件，也就是人外在化的构成维度，这是技术和生命转换的一部分。

众多当代批评家关注媒介（单数和复数形式），它是一个客观领域或事物世界的一部分，它独立于人类行动和交流世界。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认识到，媒介和中介本身必然涉及到生命的运作，涉及到人类具身的运作。

海尔斯、基特勒和他们的传承人（更不用说其他同时代的批评家和同样关注媒介的批评潮流）忽视了技术的生命基础，正是由于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变革的迷失。斯蒂格勒扩展了吉尔伯特·西蒙登（Gilbert Simondon）的重要分析。工业革命标志着技术演变的巨大加速，被理解为一种（第三）领域——“有组织的无生命物质”，它介于有生气和无生气、有生命和无生命之间。

无论这种大规模的加速以及由此产生的迷失对人类经验产生了多大影响，它都无法改变人类与技术的理论关联。因为即使在其与技术的持续和构成性关联的最近阶段，人类也在继续通过外部化、通过生命以外的手段来进化。这正是人之为人的首要因素。技术进化的大规模加速表明，人类的进化必然是，而且一直是与技术的共同进化，人类的进化是“技术的起源”（“technogenesis”）。

在这个不稳定的时代，这也意味着媒介的概念保持着稳定性，它继续要求外部化的必要性，成为人类和技术转换的支柱。我们对媒介作为生命环境的理解与通过技术人工性使媒介历史化的努力发生了冲突。媒介一词的语义历史从“媒介”作为一个独特实体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显示出了这种冲突的迹象。显然，“媒介”的工具性意义产生于后古典时期的拉丁语短语“per medium”，媒介带有流通的意义，这个意义从18世纪开始成为大众流通的意义（因此称为“大众媒介”）。

随着具体媒介在这种工具性意义上扩张，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媒是一种生命环境。换句话说，它使得重点从媒介的“起源”和运作到其人工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由于大众媒介的普遍兴起和新媒介技术的不断扩散而得到了加强，这也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历史（至少是）的特点。

基特勒认为，在19世纪媒介分化之前，只有一种普遍的媒介（字母书写），因此没有今天“媒介”这样的概念。但是，当基特勒这么说的时候，他背叛了他对上文讨论的媒介人工性概念的忠诚。留声机、电影和打字机是储存一切可被技术性刻画的、不同可能性的技术具身关系。在这方面，正如基特勒所说，它们为拉康的三个区间（现实的、想象的和象征的）（分别）提供了技术基础结构（技术性的超越性基础）。

然而，通过留声机、电影和打字机这三者，基特勒忽略了西方表征的厚重历史——绘画不就是一种存储媒介吗？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字母书写相媲美？更重要的是，他忽略了存储与生命的基本关联，这种关联是麦克卢汉、勒儒瓦-高汉和斯蒂格勒作品的核心。

因此，留声机、电影、打自己这些媒介人工制品没有包括人体的技术性外生系统，而是为人类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技术基础。如果这种媒介历史的基本反人文主义（在此与早期福柯的认识论反人文主义完全相同）必须等待数字技术的去差异化（de-differentiation）才能完全清晰地出现，但它还是激励了基特勒的分析。

也就是说，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数字（特别是数字编码的“超级媒介”）让我们以一种极富建设性的方式重塑媒介的历史。然而，这样的重构远没有证明人在技术回路中的冗余性，它能教给我们的，恰恰是媒介与生命的长期相关性。我们具体了解到，所有媒介都以生命为中介，而（人的）生命是中介，也就是说，在环境中、在媒介中的外部化来具体实现生命。

因此，与其说数字编码形成了一种普遍的、适当的“后媒介”存储形式，不如说它包括了正在进行的、技术演变的最新阶段，当然也是最复杂的阶段。也因此，它不从外部影响人类（比如基特勒的后人文主义），而是构成了人类的外部化扩展，位于人类作为一种生命形式的最内在核心。

在此，我们要超越媒介的物质性和传递性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本身被某些当代批评家对前者的迷信强加，而且被过去两个世纪内，技术的大规模加速演变加强。我们有必要解释媒介人工制品与人类技术生成的互补性，并为此区分两种自主性的概念。

诚然，在这里我们必须同意基特勒和海尔斯的观点，今天的技术在日常生活的生产和物种生命的繁衍中都参与着极其复杂的认知劳动。事实上，它们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它们给人以完全自主的感觉，似乎完全发展出一种全新的生命形式，例如人工生命、一种全新的系统性耦合和新的自生繁殖形式。但是，面对这种自主性的诱惑，重要的是要记住，无论这些技术在认知上变得多么复杂，它们只能通过与人类的耦合来运作，即使这种耦合被复杂而多重地中介。

吉尔伯特·西蒙登把技术的演变视为一种第三本体领域，该领域介于有生命和无生命之间。这是一个不同的、较弱的自主性概念，或许更准确地说，是“准自主性”（quasi-autonomy）的概念。

这个概念由下述双重事实界定。一方面，技术享有它自己的进化脉络（即使它是一个一直受到人类干预的进化脉络）；另一方面，它本质上与人类相关，是一个独特的（同样是准自主的）进化脉络。鉴于技术的这种准自主性，人类进化和技术进化互通互联（尽管不对称）。根据这一概念，技术不通过因果干扰来运作，而是——技术影响人类，人类影响技术，彼此作为对另一方的组织维护（因而也是系统维护）运作的各自扰动。

技术和生命通过引发对方的组织封闭性危机而相互影响，这样一来，双方都必须改变，而且不是通过屈服于外部力量而改变，而是通过遵循运作规则和维护构成性组织原则的自我（重新）结构而改变，结果是一种相互的、双向的、不对称的间接辩证法，一种间断的、非线性的、极其复杂的、通过技术对生命的催化。

媒介批判

Media Critique

我在这里提出一种“自我流现的政治”（politics of presencing）。这种政治的核心是努力利用数字技术的可能性，特别是分析与合成图像和声音的新技术能力，这些能力提供了进入和控制意识的流动（也就是生命本身的流动）的媒介人工化。

这种“自我流现的政治”在斯蒂格勒对当代实时全球媒介（互联网时代的“电影”是典型的例子）的分析中找到了一个原点。斯蒂格勒认为，电影包括典型的“时间客体”（“temporal object”），在这个客体中，意识能够与自己保持距离，并反思自己的时间流。也就是说，从康德开始的西方哲学中，由时间构成的内在自我感情，正是“内在感觉”或“内部时间意识”的内容。

胡塞尔对时间意识的描述需要被更新（尤其他将音乐旋律确定为典型的时间客体）。斯蒂格勒能够证明，当代文化产业通过控制和直接利用意识本身的时间性来运作。从斯蒂格勒对胡塞尔的理论更新中，我们可以看出，今天的时间客体无疑是一种媒介人工制品。

与胡塞尔对音乐旋律的描述不同，斯蒂格勒认为，电影在各方面都是媒介系统的客体，其目的是以可以想象的、最精心的方式，使思维的主观流动服从于预先编程的、彻底标准化的媒介时间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时间客体/媒介人工制品构成了一场关于谁控制意识流动的斗争。正如斯蒂格勒所言，当代文化产业提供预先编程的媒介人工记忆对象（三级记忆），努力行使并保持对文化记忆（二级记忆）的控制——它们有诱惑，无处不在，有削弱个人意识的作用，取代了生活经验作为二级记忆的基础。这正是今天电视作为时间性客体和文化产业的功能所在。而且，斯蒂格勒越来越发现，个人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却可以被个人意识纳为己用。

因此，对媒介系统进行批判性中断的可能性关乎是否有办法抵制这种意识的工业化。因为如果文化产业提供的媒介人工制品成功地取代了个人记忆在新经验生产中的作用，那么他们将成功地控制未来本身，对未来的预测本身就是上述二次记忆的投影。

鉴于图像流和声音流的分析和合成能力，今天的我们很容易看到数字技术在这里的价值。通过促进个人对时间流变的控制（电视、互联网等等），数字技术使个人的第二记忆能够重新对新预测的产生进行一些控制，从而对未来的投射进行控制。总而言之，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个人生命意识在过去两个世纪快速加速的技术进化中（显然）失去的能动性。

数字媒介技术的这种政治部署提出了两个相关的历史区分，直接关系到文化产业的主题和未来前景。

首先，是新媒介的新颖性问题，也就是说，新媒介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区别了“旧”的媒介。迄今为止，我们的讨论已经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新媒介不是（也不可能是）仅仅因为它的技术特性而变得“新”。如果像我们所论证的那样，技术总与生命相关，而数字则与模拟的过度相关，那么像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那样专注于可编程性和计算的形式主义或技术主义维度的新媒介分析仍然是实证主义的，是极其偏颇的——基特勒和他的德国同行的分析也适用这个结论。

正如上文所言，新媒介这个术语不单单是一种（或一些）新的媒介人工制品，而必须是人类技术发生的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也许首先由新的技术能力催化，这个阶段总有一天会变得老旧或不再标记。当然，在这里使用“新”这个词，是一种标记现代性的特有历史性的方式，但同时也是一种标记这种现代主义辩证法的技术特殊性的方式——作为一种技术历史现象和脉络，媒介是重复发明的新事物。

第二个相关的历史区分是新媒介与大众媒介的区分。将媒介理解为新事物的永久发明，从而带来了政治潜力。最近，许多批评家都把新媒介视为一种新的基础设施（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媒介系统），把这个新媒介概念作为大众媒介的继承者。因此，瓜塔里（Félix Guattari）谈到了一种后大众媒介文化，它将挖掘数字媒介的独特潜力，特别是它实现生命情感的潜力。同样，皮埃尔·列维（Pierre Lévy）从数字技术的具体能力中发展出整套美学，以干预和重新占有大众文化艺术品。

虽然这些论述很重要，而且确实有助于批判性的媒体政治，但它们仍然是片面的，因为它们未能处理今天大众媒介的持续力量（霸权）。我们重申，斯蒂格勒也欣赏数字技术的关键潜力。可是，在这方面，斯蒂格勒分析的优点之一是他对任何乌托邦式的希望（或妄想）都持抵制态度。新媒介将以某种方式取代和继承大众媒介，大众媒介将就这么凋谢下去。

斯蒂格勒的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他成功地诊断了当代文化存在（或“生存”）的“象征性苦难”，进而没有失去对未来的希望。在这方面，我认为，斯蒂格勒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著名的文化产业批判中的彻底悲观主义相背离，而且这一点很鼓舞人心。

事实上，斯蒂格勒表现出对人类技术生成概念的深刻洞察，见证了生命与技术的过渡性耦合的最深刻层面——至少在我们今天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发展阶段，它与我们有关。伴随并一直伴随人类生命的风险在本质上是技术性的，就像“外生系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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